第489章 诡信篇（一）(2/4)
被汹涌的洪水淹没，最终失去生命。苏秦在《诡信篇》中提及尾生，并非否定他信守承诺的品质，而是以此为例，指出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，过度拘泥于单纯的守信，可能会导致悲剧结局，甚至无法实现更大的价值与目标，从侧面论证了不能刻板遵循单一准则，而需灵活应变的观点。
二、伯夷叔齐：义的坚守与时代冲突
伯夷、叔齐是商末孤竹国国君的两位王子。国君临终前，遗命传位于叔齐。但叔齐认为伯夷是兄长，更应继承王位，执意要将君位让给伯夷，伯夷却秉持着传统的礼制观念，不愿接受，为了不违背父亲遗命和弟弟的意愿，他悄然逃离孤竹国。叔齐得知后，也毅然追随兄长而去。
后来，周武王伐纣，伯夷、叔齐拦住周武王的马头进谏，认为臣子讨伐君主是不忠不义之举，违背了君臣之道和仁义伦理。商朝灭亡后，周朝建立，伯夷、叔齐以食周朝粮食为耻，隐居于首阳山，靠采摘野菜充饥，最终饿死在山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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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秦引用这一典故，意在说明伯夷、叔齐虽然坚守自己心中的道义与准则，但在时代变革与复杂的政治环境下，这种固执的坚守有时不仅无法改变局势，还可能阻碍个人或国家在实际事务中采取更有利的行动，进一步强调不能脱离实际情况空谈道德与信义。
三、曾参至孝：孝道典范与行事局限
曾参是孔子的得意门生，以孝道闻名天下。他对父母的孝顺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母亲在家思念他时，咬自己的手指，曾参在外面就能有所感应，立刻赶回家中。父亲曾点去世后，曾参对父亲的祭祀极为重视，即使后来家中贫困，每次祭祀父亲时，他都会尽力准备丰盛的祭品，以表达对父亲的怀念和敬意。
然而，苏秦将曾参的至孝与自己在复杂政治环境中的纵横捭阖相对比，指出像曾参这样专注于个人品德修养与家庭伦理的行为，虽然值得尊敬，但在处理国家政治、外交等复杂事务时，仅仅依靠这种个人的高尚品德，难以达成富国强兵、抵御外敌等实际目标，借此说明在不同的情境下，需要不同的行为方式与策略。
四、解杨使宋：表面诡诈背后的忠义
春秋时期，楚国包围宋国，形势危急。晋国为援救宋国，派遣解杨出使宋国，让他传达坚守城池、等待援军的信息。解杨在前往宋国途中，不幸被郑国抓获，并被献给了楚国。
楚王深知解杨使命的重要性，便以重金贿赂他，要求他向宋人传达相反的信息，即晋国不会前来救援，劝宋人尽早投降。解杨面对诱惑，假意答应了楚王。但当他登上楼车，面对城内焦急等待的宋国军民时，他毅然违背与楚王的约定，大声传达了晋君让宋人坚守的命令。
楚王得知后大怒，要将解杨处死。解杨却从容说道：“君王制定正确命令是义，臣子执行命令是信，信要承载着义才有价值，我从君主处接受命令，就只有以死完成使命，不能被贿赂。”解杨表面上对楚王的欺骗行为，看似诡诈，但实则是对晋国君主的忠诚，对国家大义的坚守，深刻诠释了在特定情境下，行为的本质与表象可能截然不同，不能仅凭表面现象判断是非对错。
五、叶公语孔子：道德评判的相对性
叶公与孔子交谈时，讲述了自己乡里发生的一件事：有个被称为“直躬者”的人，发现自己的父亲偷了别人家的羊。在当时的社会观念中，偷窃是不道德且违法的行为，于是这个儿子选择向官府告发父亲。叶公认为，这体现了儿子正直无私的品德。
然而，孔子却有着不同的看法。他回应叶公：“吾党之直者异于是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孔子认为